當前鼠害治理領域的重要動向

嚙齒動物對人類的危害遍及衛(wèi)生、農業(yè)、工業(yè)、交通等等方面，中外古籍中均有大量記載。僅就我國甲、乙類法定報告的傳染病而言，近10年來每年報告的與鼠類密切相關疾病的病例數，以腎綜合征出血熱最多，約3-5萬；鉤端螺旋體病次之，從數千至數萬不等，兩病病例數都相當可觀；鼠疫患者雖然僅有數例至數十例，但潛在威脅很大，造成的損失不少。至于對農業(yè)等造成的經濟損失乃至社會影響，每年都相當巨大。因而，害鼠治理一直是廣大群眾關心的熱點之一，也是有關部門實際“三個代表”重要思想的一個方面。
害鼠是嚙齒動物的一部分。嚙齒動物是否對人類形成危害，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：其一是物種。在我國約200種嚙齒動物中，能夠充當鼠疫等疾病主要宿主者不足十分之一；可能造成農業(yè)等危害的，種類也相當有限，遠非“凡鼠必有害”；其二是密度。即使屬于能夠形成嚴重危害的嚙齒動物，也只有在其密度超過某一閾值時才是名副其實的“害鼠”；其三是與人類的接觸機會。只有生存在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范圍內的，才有可能造成危害。因此，治理嚙齒動物如要達到防病目的，首先應有的放矢，主要矛頭指向害鼠，將其密度降到足夠低的水平，或將其隔離在人類生活和生產環(huán)境的范圍之外，并保持一段時間。
經過長期的努力，人類在害鼠治理領域確已取得長足進步，掌握了越來越多的主動權。但整體看來，不能滿足人們日益提高的需要，尚有不少方面應該改進，這涉及技術、組織、管理、觀念等等方面。為此而作出的努力，形成了若干不容忽視的動向。
1、綜合治理
綜合治理概念的產生和發(fā)展，是濫用農藥的必然后果和對策。
鼠害和鼠害治理是歷史悠久的課題。但長期以來，由于缺乏足夠的知識和技術，人類無可奈何，只能被動應付。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后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(fā)展，不少鼠藥相繼開發(fā)，形勢開始改觀。磷化鋅、碳酸鋇、紅海蔥以至氟乙酸鈉的使用，使大面積滅鼠成為可能。50年代以后，羥基香豆素和茚滿二酮類抗凝血慢性鼠藥的問世，標志著鼠藥研究的重大突破。從此，在精心組織的前提下，成片治理鼠害成績斐然，有些地區(qū)宣稱已經達到“無鼠”狀態(tài)；以藥物滅鼠為主要手段控制鼠疫的流行已是成熟的技術措施，達到“水到渠成”的境界。至20世紀50年代，甚至使一些人產生“從此控制鼠害不是難題”的過于樂觀的估計。這一階段，鼠藥的品種和產量迅速增加；鼠藥在害鼠治理工作中占有絕對優(yōu)勢地位。
但是，鼠藥的大量和反復使用，不僅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，至少也帶來了兩個重要問題：
第一，誤傷非靶動物：許多鼠藥具有廣譜毒性，不僅對鼠類有毒，而且兼及禽、獸和人類。尤其是某些強毒急性鼠藥，如毒鼠強、氟乙酸鈉等相當穩(wěn)定，在自然界很難分解，對非靶動物的傷害，無論由于誤食還是二次中毒，都非常嚴重。據有關部門統(tǒng)計，我國每年農藥中毒者約10萬人，其中鼠藥中毒占70%；在鼠藥中毒者中，由毒鼠強引起的又占65%。特別嚴重的是，強毒急性鼠藥除因使用不當，導致誤食中毒或二次中毒事故外，還被越來越頻繁地用于謀殺作案。近年來，一次投毒導致數十以至數百人的群體中毒惡性事故屢有發(fā)生。鑒于形勢空前嚴峻，在國務院統(tǒng)一指揮下，中央9部委于2003年5月成立了全國毒鼠強專項整治工作小組，加強工作。半年之內，破案2321起，取締非法經營攤點2.3萬余個，收繳強毒急性鼠藥毒餌105噸.重拳出擊，收效很大。但是，事故仍未杜絕。鼠藥中毒事故除引起國內媒體關注之外，影響已越出國境。例如，2003年10月，Croddy E在Archives of Toxicology上以“聚焦毒鼠強：中國鼠藥與食品安全”為題進行了長篇綜述和評論。其中包括“三步倒”、“一掃光”等在美國、馬來西亞引發(fā)的安全事端。
實際上，20世紀90年代轟動全國的“邱氏鼠藥案”，已經顯示了濫用還是禁用強毒急性鼠藥的斗爭。此案雖以邱滿囤敗訴和國務院取締邱氏鼠藥廠而告一段落，但強毒急性鼠藥禁而未絕，幾年之后沉渣泛起，愈演愈烈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為這些藥作用快，滿足了急于求成的心理；同時，合成容易，價格相對較低，生產和銷售者因有暴利可圖，不惜鋌而走險。顯然，要真正解決問題，在嚴格禁用并查抄強毒急性鼠藥的同時，要認真疏通渠道，推廣慢性鼠藥以取而代之；進而應該普及綜合治理策略，鏟除強毒急性鼠藥的應用基礎。
其二，降低治理效果：反復大量使用鼠藥，即使是國家推薦使用的慢性鼠藥，效果亦將每況愈下。著不僅因為耐藥性或抗藥性的產生，更因為鼠類的高度適應能力，或稱生態(tài)學抗藥性。藥物治理引發(fā)抗藥性固然是現實問題，抗藥系數可達100以上，但其嚴重性遠不及節(jié)肢動物的藥物治理。害鼠治理效果漸降的主要原因自當歸因于種種適應的產生。鼠類是比較高等的溫血動物，人類對它治理的過程，同時伴行著淘汰和訓練。投放毒餌后，接受者多死，而不接受者多存，不接受者比例上升。再用毒餌時，不接受者多數仍不接受，滅效肯定下降。總體上說，嚙齒動物是進化過程中的強者，能夠適應環(huán)境的變化。因此，必須從治本入手，營造不適合其生存、繁殖的環(huán)境，采用物理的、生物的治本措施，盡量減少鼠藥用量，從減少繁殖入手，實行綜合治理。
在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中，各個物種均處于特定的食物鏈或食物網之中，都是當地生物群落中的成員。因此，治理有害生物必須顧及對整個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長遠影響，要充分利用自然界抑制其繁殖和危害的條件，有效地使用各種措施，從而經濟、有效、安全地控制其密度；同時，盡量避免產生副作用。迄今，綜合治理已是大勢所趨，但具體實施辦法尚需探索和完善。
2、治理專業(yè)化
通過治理鼠害來取得比較滿意的控病效果，通常需要做到：在足夠大的范圍內把主要宿主的密度降到流行閾值以下，例如，在達烏爾黃鼠鼠疫疫區(qū)，將黃鼠密度降到0.2只/nm2以下；并且保持較長時間，例如1個月。這和一般“除四害”活動中的滅鼠不同，與農業(yè)害鼠的治理也有差別。至少，要求治理后的剩余密度不一定恰好相同。過去的大量實踐證明，應用現有技術，人字為戰(zhàn)或政府只發(fā)號召而不強化組織，是難以達到上述指標的。20世紀50年代以來，我國的害鼠治理逐漸形成了兩種組織模式：其一是政府號召、專業(yè)部門指導、群眾動手的“除四害”模式，另一是政府直接領導組織，在專業(yè)人員參與下，由受過培訓的專業(yè)隊員實施的專項治理模式。后者如在重點鼠疫疫源地開展的滅鼠活動。兩種模式對比，前者聲勢大，覆蓋面廣，但組織比較松散，責任不夠明確，工作粗放，且工作后不進行實際效果考核；因而剩余鼠密度較高，工作開展不平衡。后一種模式覆蓋面較小，但組織嚴密，責任明確，要求嚴格，全程質量控制，活動后監(jiān)測效果，因而剩余密度低，但政府支出大。兩種模式在運行一段時間后，逐漸形成分工；在需要以第二種模式治理的地區(qū)，一般的“除四害”活動退居次要位置。不過，雖然一個粗放，一個精確，兩種模式差別明確，但均屬政府行為，不僅均由行政領導出任指揮，而且大部分以致全部經濟支出由政府承擔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，兩種模式的運作都很順暢。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，按第二種模式運作的試點都曾取得很大成績，當然也都付出較高的成本。
在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化轉軌之后，兩種模式的運轉均遇到問題，某些原已潛在的缺陷逐漸顯現。諸如“除四害”活動中強調全面覆蓋，超量用藥，但群眾參與積極性頗不相同，除鼠知識不夠等等，導致藥量雖大但到位不足，不僅影響效果，浪費藥餌，而且污染環(huán)境，威脅非靶動物安全，等等。至于按第二種模式運作，難度更大。過去由政府全包，籌款備物，調集人力的模式不符合相關政策而難以為繼。按現行政策，活動的組織部門必須按合理標準支付勞動報酬并解決工作、生活條件，為此大幅度增加了成本，超過了基層政府的承受能力。至于過去有些地區(qū)提出的“滅鼠拔源，保衛(wèi)首都”的口號更不可行，現在按照誰受益、誰負擔的原則，若提出此口號，理應由首都出資，不能無償使用外地人力。由于上述種種原因，不少疫區(qū)目前只能監(jiān)測，無力高效治理，使大部分工作停頓或低標準運作。
在鼠害嚴重而原有組織模式運轉困難重重的情況下，專業(yè)化除害形式應運而生，而且迅速發(fā)展。這支力量為企業(yè)、單位、家庭提供有償服務。他們有一定的專業(yè)知識和技術，為了節(jié)約成本，他們盡可能提高效果和效率，工作務求快捷，投藥力求節(jié)省，而且按合同要求的密度標準工作，在正常情況下，效果和效率遠遠超過群眾自行操作，減少了污染和對非靶動物的危害，受到了越來越多客戶的承認。專業(yè)化服務并非創(chuàng)新，國外早已有之，但移植到我國，仍然經歷了坎坷。迄今在一些地方，已開始試點，由政府招標，專業(yè)隊伍承包服務，取得了比較滿意的效果。當然，由專業(yè)隊伍服務需要客戶有一定的經濟基礎，而且需要公眾在認識上實現從依賴政府到自負其責的轉變。
為控制鼠傳疾病而開展的治理活動，更需要專業(yè)隊伍。過去的工作證明，凡取得實效者都是由專業(yè)或準專業(yè)隊伍操作的，整個活動完全由政府組織、領導和支持，和目前按市場經濟規(guī)律運作的專業(yè)隊伍有本質上的差別。需要專業(yè)隊伍的主要原因是：技術方法收效必須有良好的組織措施予以保證；一定的技術和特定的組織形式相結合，能夠達到的效果都有一定的限度。多次實踐證明，大面積治理害鼠完全由群眾操作，往往達不到控制、減少疾病的效果；必須依靠組織嚴密、訓練有素的隊伍。目前需要探索并解決的問題是，在當前的大環(huán)境下，如何滿足這支隊伍順利運作的條件？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，甚至不遜于一種新藥或新械的研制。
3、生物恐怖的應對
生物戰(zhàn)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時就已進行過，由于受到公眾和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，僅有少數國家仍在研制并偶爾使用生物武器。2001年美國“9.11”事件之后，由生物戰(zhàn)爭衍生的生物恐怖成為人們不得不重視的現實問題。應對生物恐怖比反擊生物戰(zhàn)爭更加困難。因為，生物戰(zhàn)爭是在兩國或兩軍之間進行的，邊界分明，較易察覺和控制；生物恐怖則不然，襲擊者與被襲擊者緊密接觸，更難發(fā)現與防范。尤其當襲擊者以自殺方式進攻時，應對難度更大。
就目前所知，可用作生物戰(zhàn)劑者既有致病微生物，如鼠疫、天花、霍亂、炭疽等的病原，又有微生物產生的毒素，如肉毒病毒，還有攜帶致病微生物的節(jié)肢動物，如蚊、蠅、蚤、虱、蜱、蜘蛛等；較少用鼠類，但確曾有使用記錄。因此，消滅鼠類也是應對生物恐怖的一個方面。至于應對的具體技術，雖然和常規(guī)方法基本一致，但針對生物恐怖的特殊性，其選擇和應用有顯著差別，工作重點不盡相同。
其一，摸清本底，定期監(jiān)測：掌握當地嚙齒動物的種類、分布、數量變動和活動規(guī)律，有助于從質的方面及時發(fā)現異常。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黑龍江省甘南縣空投的田鼠，就被我方從種類和出現季節(jié)反常等方面，被迅速確定為外來種。由于在每一個地區(qū)，種群組成有正常波動，而密度升降更大，調查不能一勞永逸，必須定期監(jiān)測，掌握動態(tài)，才能及時準確地發(fā)現異常并采取對策。檢測內容還應包括鼠類對常用鼠藥的敏感性，為及時處理異常作好準備。
其二，提高警惕，及時應對：敵方用于襲擊的鼠類，既可能是外來種類，更可能是當地早已有。因此，應當結合當時的政治、社會動態(tài)，提高警惕，盡早發(fā)現異常情況，立即采取措施。同時，為了盡快消除生物戰(zhàn)劑的危害，應選用作用快，效果好，有強制性的措施。如，選用作用快的鼠藥或熏蒸劑。在成本方面可放寬標準；由于正值非常時期，可采用適度的強制措施，故也可慎用對人、畜有一定毒性但效果好的藥物。當然，是否可選用未獲登記的藥物，必需事先定出預案，經有關方面認可。
其三，提高技術，貯備藥械：建立素質好、技術高、反應快的技術骨干隊伍，定期培訓，更新知識。同時，根據本地條件，貯備應急藥械并及時檢修更換，保持良好狀態(tài)。應事先預計生物恐怖發(fā)生時可能出現的困難，如鼠類抗藥，活動規(guī)律和生態(tài)特點反常等，并一一定出應對預案。必須強調指出，一段時間以來，由于對動物分類重視不夠，加上其他因素，致使不少地區(qū)縣有分類能力的人員斷檔，在職者對當地鼠類只能分辨常見種。這種狀態(tài)亟待改變。應將培養(yǎng)分類人才作為技術貯備的一項重要內容。
生物恐怖的危害性不僅限于直接傷害，由其引發(fā)的心理恐慌不容忽視。必須居安思危，做好應對準備。
4、提高技術
較大規(guī)模的害鼠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，是組織和管理工作的嚴密。之后，才是技術方法科學。與飛速發(fā)展的科學技術主流相比，害鼠治理技術明顯滯后，近10年以至近20年來進展緩慢。這主要是因為，相關技術不是科技發(fā)展的生長點，沒有占據前沿位置。它的發(fā)展有賴于相鄰學科的滲透與帶動。另一方面，鼠害雖重，但分散在較大面積上，處理小的局部不可能投入過多。
目前，在技術方面值得一提的有：
4.1 沙門氏菌用于滅鼠：某些沙門氏菌用于滅鼠已有100余年的歷史。其中，有的菌株如Salmonella enterica使用較多。不同學者分離和使用的菌株雖然名稱和性質有所不同，但均歸同一科、屬。有意義的是，雖然經歷1個多世紀，此類細菌的應用既未大面積推廣，也未被淘汰。關于它們的效果和安全性，一直存在著顯著不同的觀點和態(tài)度。在否定一方，早在20世紀30年代，考慮到實際效果和安全性，美國亮出紅燈；30年代在德國，60年代在英國均出于同樣原因相繼禁用。1967年，世界衛(wèi)生組織專家認為，由于公共衛(wèi)生問題，不推薦使用。在前蘇聯(lián)則兩種觀點并存：防疫部門拒絕，植保系統(tǒng)推薦，并將菌種擴散到國外。迄今仍在一些發(fā)展中國家推廣。說明書宣稱，此菌株對人不具致病力。推到國際市場的商品名“生物貓（Biorat）”，除沙門氏菌外還含殺鼠靈0.025％。2004年6月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 Painter JA發(fā)表了題為“沙門氏菌鼠藥與公共衛(wèi)生”的綜述，主要根據兩篇發(fā)表在柳葉刀（Lancet）上的文章，認為該商品確實存在著安全隱患。鑒于單用0.025％殺鼠靈配制的毒餌，若合理使用已可收到良好的效果，與沙門氏菌合用似乎畫蛇添足，反倒顯得沙門氏菌底氣不足。綜觀兩方意見，一旦此類產品進入我國，使用時似應特別注意安全。 4.2 不育技術：利用不育劑控制害鼠密度的論點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己經出現。從理論上說，用藥后形成的不育個體，可以起到占位和穩(wěn)定作用。同時還會繼續(xù)消耗資源，保持原來鼠群的緊張狀態(tài)，抑制種群的繁殖；因此，遠期效果將超過將鼠毒死的鼠藥。但在實踐過程中，由于很難找到適口性好、作用強的不育劑，遠遠達不到預期效果，以致這方面探討陷入低谷。在20世紀90年代，人類計劃生育研究中出現的免疫不育技術，為鼠類不育劑的研究帶來了一線曙光。所謂免疫不育技術，是指將鼠類的多肽或蛋白類調控激素，與具有免疫活性的片段或其他外源性大分子物質結合，成為抗原。注射到鼠體后，誘發(fā)機體產生破壞自身生殖調控激素的抗體，達到阻斷生育的目的。此類從破壞或干擾生殖調控激素的角度尋找控制鼠類繁殖的技術，有較廣闊的發(fā)展余地。從理論上說，有可能開發(fā)出既不影響性激素水平和性活動能力，特異性又很強，對非靶動物安全的品種。隨著基因重組技術的進步，有可能通過引入不育基因以控制鼠類的繁殖。目前，不育疫苗面臨兩大難題：一是解決制餌工序。不育疫苗主要成分是蛋白質，易被許多蛋白酶降解或破壞，必須制成特殊藥餌才能保證其在達到小腸上的免疫系統(tǒng)之前保持效價；二是解決長效問題。即足量一次服藥之后，終生有效。長期服藥是不可能的。總之，目標明確，路途漫長。 4.3 新型鼠夾：鼠夾是歷史悠久但長用不衰的捕鼠工具，優(yōu)點較多，有廣泛的群眾基礎。針對半個世紀以來鼠夾結構上存在的主要問題，有人加以改進并因此取得專利。改進并不復雜，針對過去鼠夾在放時較難恰倒好處，非“老”即“嫩”的缺點，在別棍插入孔后留有堵頭，以阻止別棍進入過深，避免了過去怕打手而支夾太“老”, 不易擊發(fā)現象的產生。此一改進使鼠夾的支放更快捷，更規(guī)范。此后，有的設計者另辟蹊徑，徹底改變原有的擊發(fā)系統(tǒng)，使之既規(guī)范又安全，不僅利于群眾使用，而且可減少因人而異的支放誤差，調查結果更加準確（參見附圖）。相信在降低價格后，此型鼠夾可能得到認可和推廣。

4.4 鼠藥的合理使用：開發(fā)新鼠藥難度很大，成本過高，以致較長時間里未見實用價值較高的新藥問世。估計在今后一段時間里仍將如此。不過，在改進現有鼠藥的用法方面潛力很大。包括清除雜質，加入佐料，以提高適口性；設計適合不同環(huán)境、條件的劑型和投放方法等。神奇的引誘劑雖不存在，但提高適口性大有余地。墨守成規(guī)和壟斷都會扼殺進步，公平競爭才能精益求精。無論是化學藥物，還是祖?zhèn)髅胤健⒅胁菟幬锒夹枰聪嗤囊?guī)章辦事。相信通過大家的努力，害鼠治理工作一定能夠越做越好。